严谟辩护说：礼祭祖宗止是思念死者之意，非有求福也。

如贾谊、董仲舒、龚胜、萧望之、匡衡、刘向等。至于生活化的儒学则强调人伦孝悌与道德教化，它与广大的生活世界结合为一体，成为调解帝制性的儒学与批判性的儒学的中介土壤，它缓和了帝制式儒学的恶质化，也长养了批判性儒学的根芽。

检查董仲舒的文字，尊君卑臣的意思随处可见，如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首先，是儒家社会批判精神的遗失。如何理解？笔者认为，这里最主要说了两大意思：一是王霸结合，即代表儒法结合，由此延伸是礼法、德刑结合。范文澜说：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如田何、丁宽、伏生、欧阳生、申公、辕固生、胡母生、高堂生等。

贾谊论君臣之间当明等级、正纲纪，以别贵贱、尊卑。从历史上看，这个政治文化模式是确乎存在的。（詹姆斯，第44页）信守承诺而维系合作关系的爱的交往，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壮大和胜利，最终会反映到作为生物体的整个人类的竞争力水平上。

达尔文说：对别人行善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道德的奠基石。可是，弗洛伊德虽承认这些事实或规律，却并不认同这种对人类和世界的一种博爱的倾向，代表着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某种伦理学的观点（参见弗洛伊德，第164页），因为弗洛伊德的关注点在文明发展的本性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攻击性，它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所有感情关系和爱情关系的基础，而不是博爱的倾向和境界。[23]詹姆斯，2021年：《进化伦理学导论》，赵斌译，科学出版社。不论是下对上的恭顺，还是上对下的慈爱，最初无疑都是私爱，但是，爱的观念一旦形成，它必然向外浸润蔓延，并经由其推类扩充而从小群走向大群，由家庭走向社会，逐渐衍生出一般性的慈爱与孝顺双向互动的仁爱观念。

（黎靖德编，第509页）人所本有的良善初心这种伦理学的观点，提供了人为什么能够为善、为仁的内在根据，也提供了兼善天下的基本动力。（霍耐特，第149页）那么，从黑格尔到霍耐特讨论的这种个体与互动伙伴之间的二人之爱，集中在彼此承认和与之相伴随的主体间互惠的要求，它表现出一个权利普遍化的过程。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兼职教授。在荀子，先王之道，仁义之统是引导人世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荀子·荣辱》）的。（达尔文，第204页）二、权利让渡与交换互助在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下，达尔文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一点，它因之也被称为黄金法则或金律（the Golden Rule）。[8]霍布斯，1958年：《利维坦》，载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这里，被他人承认的个体人格的构成要素是‘实践情感，也就是说，个体依赖于生死攸关的关怀和善。出版《儒家博爱论》《宋代经学哲学研究·基本理论卷》《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理学与易学》《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变》《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儒家的天论》等学术著作十多部及教材诸种。兄弟之爱建立在我们所有人一体的这种感受上（弗洛姆，第51页）。随着社会的进化，人类在伦理情感或良心的支配下，不同成员之间会出现相似或相关的行动和感情，即形成孟子所言说的心之所同然，人因而能够对别人行善事。

而它们之能够得以流行，与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相互交换活动是分不开的。互助或帮助别人，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下要能为大众福祉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

达尔文先前已立足现象的观察，从自然选择层面作出了说明，今天的进化伦理学则进行了更多的探讨。[25]张岱年，1995年：《张岱年文集》第六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因此，爱誉和恶毁之情在草昧时代的重要性是再说得大些怕也不会言过其实的。推广开来，爱就是一种对所有人而非某个特殊人的倾向性，是对整个世界的态度。《论语·为政》载：孟武伯问孝。在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这里，他虽然说在自己身上并未发现这种大海般的感受，但愿意承认这种‘大海般的感受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而且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感受追溯到自我感受的一个早期阶段。[19]《谭嗣同全集》（增订本），1981年，中华书局。

孟子的诉求，是为政者应当有与民同乐的情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具有博爱的宽广视野。这一行为既是伦理过程，同时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人类组织为群却给养不足，就必然发生争斗。但在近代科学意义的进化论产生之后，推动文明发展和良善道德进化的动力不再是圣人（上帝），而是自然选择和社会需要。

亦如孟子所言的爱人者，人恒爱之。不过，班固与荀子其实有不同。

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曾提出仁人需要践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德行，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儒家仁爱的长期历史实践中，如此平等互爱的观念，实际上已将目的性、自觉性与利他性等不同的道德要求揉合为一体。不侮、得众、人任、有功和足以使人，则是人回报我。兄弟之爱中存在着人类联合、人类团结和人类一体化之感。

实际上，这就是福音上那条规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有惠于别人，别人亦有惠于我，情感和善意亦是各得其所，仁爱的精神随着互惠互助而生长和传扬开来。

就是说，承认具有双重的性质：他者得到自由的同时，也在情感上维系于爱的主体。人类自身生产和繁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新生儿的哺育需要较长时间，这似乎是劣势，其实正是其优势：凡是在幼年时代里，亲子不相离的关系维持得更长久些的那些动物，在社会性的一些本能上也是更发达一些。

‘与宇宙的同一构成了其观念的内容（同上，第118页）。平等之爱不仅是观念性的，也是实践性的。

（同上，第161页）而在当代生物学，通过关心和保护我们的亲属，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关心及保护我们的基因副本。另一方面，父母亲的养育又不断地扬弃孩子的外在否定性，而发展出子女的内在否定性和个体独立意识。[21]《孝经注疏》，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个部落，如果拥有许多的成员，由于富有高度的爱护本族类的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与同情心等品质，而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进行互助，又且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一个部落会在绝大多数的部落之中取得胜利，而这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选择了。

‘仁要求人我兼顾，彼此互助，这应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根本原则（张岱年，第228页）。[2]陈来，2014年：《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参见《严复集》，第1344页）人组织为群却不同。而就荀子来说，他之论群，重点落在规范的人伦关系调节下的和谐统一，所谓义以分则和，和则一（《荀子·王制》）也。

固然，人类需要物种进化以利用厚生，但互助伦理已超越于物种原则之上，成为人类社会的切实需要。当然，推恩能得以施行，基点还是仁义内在，救困扶危的博爱情怀，生发于人的恻隐或良善初心。